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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udence

未来的一切都是未定的
June 28

书摘(3)

不会有书摘4了~~
 

以下文字摘编自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当然,我读到的是影印的中文版,繁体字,但大家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还是隐去该书的中文名为妙。

 

(节选自第三章:经济改革、大学扩招与学生的不满情绪)

在欧洲,国家和中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最终迫使教会势力在大学里逐渐淡化。此后,中世纪大学才慢慢转变成现代大学。这一转化过程的时间很漫长,进行得也非常平缓。等到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多起来时(以前是清一色的贵族学生-笔者注),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了。这个阶级的成员往往仰慕贵族文化,对激进变革並不感兴趣。另外,大学的现代课程本身也是拉丁基督教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因此对本土学生的革命性影响要比对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小得多。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西方大学就一直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如其他奢侈商品变得平民化一样,市场力量也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大学的平民化。不过,即使是现在,经历过60年代新左派运动之后的今天,西方大学仍然保持着种种保守机构的特征。

 

但是,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学是舶来品,很少或者完全不具备本土文化的根基,它往往是作为一系列被动改革的一部分而建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生们往往感到他们自己的文化正在消亡,他们无法像西方国家的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那样,在体制内成熟并最终融入该体制。

 

在发展中国家中,大学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传播西方文化以推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它鼓励学生认同本土文化以维护政治稳定和民族情感。然而,这两项任务在根本上是矛盾的。一旦学生认识到西方文明的“魔力”,而面对的是一个大多数人口仍按照传统方式生活的社会时,他们的思维方式往往会变得激进起来。当殖民势力依然存在,国家政权依旧软弱时,学生们往往会转向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而国家独立后,他们往往又会把自己的窘迫的经济条件和低下的生活水平归咎于本土文化的落后、政府领导阶层的腐败,以及制度安排的不合理,这使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尤其容易卷入政治。

 

跟威权政体之下的大学相比,民主制下的大学更具有保守性。民主国家不对思想、结社自由施加严厉的限制,而这些自由对知识分子的生活至关重要。从长远来看,这些自由能把各式各样的问题、视角和政治力量带入政治舞台。因此在民主制下,社会问题往往是在局部发生、並在局部得到解决;各种社会群体的政治利益相互分隔,众多政治力量和话语之间的相互冲突反而会给予人们一种现实感,甚至会使人们开始对政治冷漠。在这个意义上,在一个威权政体中,大学不仅是作为一个激进机构而诞生的,其激进的特征还是通过特定的国家、社会关系而得以维继的。如果大学中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比例较高,这一特征就会尤为明显。

 

总而言之,在发展中国家大学通常是舶来品,没有甚么本土根基(这一点真的很麻烦-笔者)。它传授外国文化,从而成为被动现代化和反传统的动力,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自其诞生之日就是一个激进机构。而且,当这样的大学处于转型中的威权政体之下时,就会显得尤其激进,因为在这种类型的政体中更容易出现大量的针对国家的不满。

June 20

书摘(2)

出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一本讲概率与金融市场的书。

    全球化使美国专门从事创造性活动,产出新的理念和思想及具有突破性的产品,并且通过输出工作机会的方式,逐渐把不那么具有突破性的部分分离出去,让那些喜欢按小时取酬的人去做。结果是有文化和擅长数学的国家的工程师们负责解决那些没有创造性的技术性小问题。美国经济极大地依赖思维创造,所以美国失去制造业仍能提高生活质量。美国文化鼓励失败,而不像亚洲文化把失败视为耻辱和尴尬。美国的专长在于为世界其他地方承担这些小风险,这正是这个国家具有超常创新力的原因。 

    科学当然也追求秩序,但与艺术不同,科学还是致力于找到真理,而不是让你感到有秩序或情绪好转。我们习惯把知识当疗法。报纸也总在努力发现完美的事实,但用一种试图表现因果关系以及规律的方式叙述。有人负责核实事实,却没有人负责核实真理。教育系统的最大问题在于强迫学生把原因从相关问题中分离出来,让他们对不做判断和说“我不知道”感到羞耻。我们自离开母体以来就习惯接受教条。

    我们最大的财富是别人的尊敬。许多科学家在生活中忙忙碌碌,相信自己正在做正确的事,但很长时间都无法拿出实实在在的成绩。他们需要一种不时获得满足感的能力,才能在不断受到周围人残酷打击的情况下不失去勇气。在他们的亲戚和周围人眼里,他们好像白痴,他们需要勇气才能继续。没人对他们作出肯定、承认,没有学生来奉承他们,没有诺贝尔奖,也没有其他奖。“今年过得怎么样?”这样的问候会让他们在内心深处感到一阵小小的痛苦,因为对于一个从外部看待他们生活的人而言,几乎过去的那些年都被浪费了。然后,突如其来的成功降临了,随之而来的是对他们巨大的肯定。或者,更多的情况下,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发现的经典模式是这样的:你寻找你知道的东西,比如到达印度的新方法,结果发现了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美洲。工程师们喜欢为了发明工具而发明工具,而不是诱使自然揭开自己的秘密。工具常带来意外发现,后者又带来其他意外发现。我们制造玩具,有些玩具改变了世界。虽然很多人害怕意外结果的出现,技术冒险家却靠他们大获成功。要把精力放在做准备而不是预测上。外交家非常明白这一点:鸡尾酒会上的随意聊天通常能够导致大的突破,而不是枯燥的通信或电话谈话。去参加聚会吧!

 

    风险投资人比创业家赚钱,出版商比作者赚钱,艺术经纪人比艺术家赚钱,科学比科学家成功,大约50%的科学论文花费了科学家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努力,却从来没有被人真正读过。但参与这种赌博的人获得了另一种非物质报酬:希望

    学派使一个有着非凡思想而从中获益很渺茫的人能够找到同伴,并为他们创造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小环境。这群人可以共同自我放逐,这胜过被孤身放逐。若你打算从事科学研究事业,加入一群人是更好的选择。

    人们需要被知识所蒙蔽。绑在一起走向错误的方向比独自走向正确的方向更有利,身处集体当中的优势能够战胜孤军奋战的劣势。结果就是精神变态者常常能够吸引追随者,武断的白痴比内省的智者更有吸引力。有趣的是,许多孤独症患者虽然很“聪明”,但他们无法理解不确定性,他们总是把其他人当作被明确规律驱使的没有生命的物体。

    我们并不真正擅长制订计划,因为我们不懂未来,但这并不一定是坏消息。只要记住我们的这些缺陷,我们就可以制订计划,只是需要勇气。做决策时,你只需要了解事件的影响——这是你能知道的,而不需要了解事件的可能性——这是你不可能知道的。这一思想就是不确定性的核心思想,我生活的大部分都以它为基础。当我怀疑存在疯狂随机性时,我保持怀疑态度;当我认为只存在温和随机性时,我选择相信。我不担心困境,而担心失去机会。

 

    哈耶克认为,一个单独的机构,比如中央计划者,不可能集合全部知识,许多重要信息会被漏掉。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把这些信息都包含在运行中,能够在框架以外思维。与社会科学相比,他更信赖硬科学,这显然是正确的,但他对社会知识局限性的观点对一切知识都是适用的,一切知识!即使自然科学也很复杂,我们对自然世界也所知甚少。   

    实际上,处于金字塔底部的人可以轻易地改写社会规则,阻止集中现象伤害他们。但这并不一定需要投票,宗教就能软化这一问题。在基督教诞生前的许多社会中,有权人都可以拥有许多妻子,从而使底层人找不到妻子。但基督教扭转了这种情况,实行一夫一妻制。即使是“法国式”的一夫一妻制,也能够带来社会稳定,因为不再有被剥夺了性权利的愤怒的底层男性集合起来为了获得伴侣而煽动革命。

June 10

书摘(1)

等写完了(2)再写出处~~
 
几乎一切关于社会生活的研究都聚焦于“正常”,尤其是采用“钟形曲线”的推论方法,你会什么真相也看不到。为什么?因为钟形曲线忽略大的离差,无法解释它们,但还要我们相信不确定性是可以控制的。我在本书中戏称它为“智力大骗局”。赌场是我所知道的概率已知且符合高斯分布(钟形曲线)的人类唯一冒险场所。一旦让钟形曲线进入你的头脑,就很难把它赶出来。物理学家喜欢使用钟形曲线,因为他们以为数学家认为它是必备数学工具;而数学家使用钟形曲线,因为他们以为物理学家认为它是经验事实。
 
假如存在不平均,那么在80/20的那20%当中也存在不平均,最后的结果可能是50/01,另一方面,80/20只是比喻的说法,它并不是法则,更不是严格的规律。在美国出版业,分配比例更接近97/20,也就是97%的图书销量来自20%的作者。
 
我们总有一种只关注我们认为有道理的东西的冲动。今天,生活在这个星球上需要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我们缺乏想象力,而且还压制他人的想象力。我们的世界其实是由极端、未知和在我们看来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物所主导的。

假如我必须给出建议的话,我会建议选择一个收入不具有突破性的职业。收入具有突破性的职业只有在你成功的时候对你是好的。这样的职业竞争更激烈,导致更大的不平均,更具不确定性,在努力和回报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很少数人获得蛋糕的绝大部分,而绝大部分人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而这怪不了别人。  

躺在失败者坟墓里的人也有如下共同点:勇气、冒险精神、乐观,等等,同那些百万富翁一样。真正使两者不同的最主要因素只有一个:运气,只是运气。我们冒险通常不是出于自信,而是出于无知和对不确定性的无视! 

在社会等级较为扁平的社会,人们的寿命更长。胜者相当于杀了其他人,因为在社会等级悬殊较大的社会,后者的寿命更短,不论经济状况如何。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会遇到某个体重几千吨或身高几百英里的人,然而在社会科学的世界中,类似的情形却非常常见,如《哈利波特》的销量和一些影星的收入。个体能够以不成比例的方式来影响整体。一个数字就能瓦解你的所有平均值,一次亏损就能抹平一个世纪的利润。在过去50年中,金融市场最极端的10天代表了一半的收益。50年中的10天!
 
许多人学习心理学、数学或进化论,并试图把它们应用到商务中。我的建议正好相反:研究市场中存在的、未知的、强大的不确定性,从而理解对心理学、概率论、数学、决策理论甚至统计物理学都适用的随机性的本质。大部分模型都试图达到精确预测,而不仅限于描述,这令我感到生气。我向自己保证,就算饿死也绝不教垃圾知识。伪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已经导致了许多极端的灾难,而社会科学理论的命运还取决于其传染性,而不是正确性。
 
想象一个10亿倍于地球的行星边上的一粒尘埃。这粒尘埃就代表你出生的概率,庞大的行星则代表相反的概率。所以不要再为小事烦恼了。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或许本身就是极大的运气,一个可能性微小的事件,一个极大的偶然。

June 01

论闺密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自然少不了和闺密们一起庆祝节日。在此贴一篇论闺密的文章,它的确写出了我和我的闺密们的心声:)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生活圆桌栏目,作者何叶)
     说起来,我肯定不是刻薄之人,但我的闺密一向是大蛋糕上的红樱桃,少得可怜,但有一个是一个。我曾经同时和一个女孩、一个男孩交朋友,后来他喜欢她,我喜欢他,可她不喜欢他。最后的结局如你所知,我和她越来越要好,成了一辈子的朋友,男孩则消失了。有时候我们一块喝酒,都怀疑这个男孩是不是我们虚构出来的。

  有些闺密慢慢疏远了,她们结婚生子,忙得连感冒的权利也没有了,更别说出来陪我胡吃海塞胡说八道了。在我28岁快要过完的时候,我必须开始给自己寻找新的闺密了。从去年底到现在,我发展了几位新人,有的是一见如故,有的是我刻意追求。

  有人说女人都会喜欢那些和自己相像的女人,这话没错。有个女孩和我一样都有阅读癫狂——就是说,老想把自己在爱情小说里读到的故事情节变成真的生活。比如说,她曾经跟自己的男闺密说,想要和他做《挪威的森林》里渡边和绿子那样的朋友,在自家天台喝酒,一边看着远处大街上燃起的大火一边接吻。我以前也跟人说过一模一样的傻话。这情话听起来很高级,其实本质上就跟说着“爱你一万年”去撞大运的小伙子一样天真。

  还有个女孩,我们刚说了一句话就决定把彼此收归麾下。她说她喜欢阿赫玛托娃,我说那是我大学时候的爱情“圣经”。“人的一生应该遭受爱情的折磨,我燃起蜡烛,让它在窗口一直亮到黎明。”当然,长大以后我从她的诗歌里看到了爱情以外的东西。

  前两天在南锣鼓巷的酒吧里见了一个女孩。她陪我抽了几支中南海1.0、喝了一杯叫做“曾经失去的鞋子”的酒、说了几个做过的梦,还听隔壁桌的情侣吵了一个语焉不详的架,然后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了。离开的时候,天气晴朗,有些东西就像太阳下的影子,正在慢慢移动。我知道我一定会再见到她。

  作为一个矢志不移的异性恋者,我仍然感受到优秀的女孩对我的吸引力。亨利·詹姆斯在《波士顿女人》里头讲过这种同性关系:她们真不一定是同性恋,但是对于那些积极、独立、思想不安分、不愿屈从社会禁锢的女性生活,它算是一种情感和同道的结合。(的确有许多研究显示,女人的双性恋倾向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且会持续很多年,而非青春期的一时冲动。但人类的一切行为,当然也包括性行为,都深受社会规范的约束。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仍然是一边倒的异性恋者。)

  你可能也发现了,我喜欢的都是那些和我一样不那么正常的女孩,一些“流浪女孩”。可能终有一天,这些女孩也会和我的前闺密们一样,变得正常起来,就像突然恢复了神志的堂吉诃德,回到偏僻小镇安度余生,然后只是叹息:“去年的巢穴里面不会再有今年的雏鸟。”但是如果可能,让这一天来得再晚一点儿吧。
May 24

教堂奇遇记

某一日的下午,我在一个新奇的社区里,做完了一个奇特的访谈后,吃了一顿很特别的饭, 又不知不觉步入了一座别样风情的教堂。

 

那是一座protestant church, 建筑风格相当新锐,以致我简直想把建筑系的一位好友拉来点评一番。步入其间后,又被一位儒雅的老者力劝参加当晚的“青年聚会”,我当时心情也比较放松,又觉得有缘,于是便答应了。

 

教堂内部的装饰风格也很新锐,没有耶稣像之类,只有一个很大很抽象的十字灯架作为符号,别的就和一般的大礼堂没有区别。聚会开始后,先是上百人一齐狂歌劲舞半个小时,简直让人体力不支。唱歌的内容基本是说你的出生是因为爱,你在圣父圣子这里可以得到无条件的爱,我们聚在一起也是因为爱,总之洒向人间都是爱(谁身边有失恋者,快推荐来参加嗯)。还会高声赞美主的神殿(当然也是想象之中的)。一边反复地唱还会辅之以一些动作,我当时就感觉到有一股韩流的存在,之后还会有更进一步的感受。

 

然后是牧师布道。牧师年纪轻轻的,长得还不错,一看就是道德楷模的形象。而且1好像新近还得了一个孩子,心情很愉快的样子。他布道的主题竟然是“论孝道”,我不觉十分吃惊,因为圣经里恐怕没有很多关于孝道的东西。他果然也承认圣经里没有很多关于孝道的东西,举了仅有的几处后,就开始引用论语和易经中有关孝道的一些内容,我ft,真是兼收并蓄啊。 但是也很快就讲完了,于是他剩下的时间就都在感叹当今社会道德之滑坡,说父母亲都是多么多么的无私奉献,而孩子们都是多么的自私和不孝,怎么都不可能报答父母的恩情云云。就在我以为他要引用谢言信(全国孝道楷模)的事迹时,他却引用了《常回家看看》做结尾。

 

很不幸,关于孝道问题我已经被supervisor打过n多社会免疫针,他纵使巧舌如簧,我也只做耳边风。我不反对讲孝道,只是不喜欢他这种方式。然后不出我所料,果然结束后有不少人冲上去质问他,说范牧师啊,若是我们克尽孝道,父母亲却贪得无厌,我们该如何是好呢?然后大倒苦水。他只是说,那说明你们的父母已经被魔鬼所占据了,你们要引他们更接近天主。这话说了也等于没说,反而是受困的人彼此之间的分享和启发令人动容,大致是说自己的精神一定要足够强大,要对父母有充分的理解,这样才能抵挡得住,才有可能感化甚至改变父母亲。这时我禁不住想小组工作不愧是社会工作中常用的助人手段,面临着相同遭遇的人,如果能够彼此聚在一起,真诚地分享、探索和鼓励,会非常有治疗效果的。

 

然后又被一个连话也讲不清楚的人缠上了。那人也是一个大学生,使劲劝我参加他们的一只教会,说这是一个大学生和青年白领为主的教会,领袖是一个韩国人,非常好。我颇有些吃惊,为什么是一个韩国人?事实上,被社会心理学教材广泛引用的美国一个著名邪教组织的案例,其领袖就是韩国人。然后那人好像是说,目前年轻人中的基督教信仰深受韩流影响,特别是那一带韩国留学生又比较多,那只教堂的很多活动都是韩语的,韩国人也担任了不少教会的领导者。然后表现出对他那只教会的领袖无比崇拜的样子,说那人有四个孩子什么的。我实在不胜其烦,只好给了1一张名片,总算打发走了。再一次感叹“兼收并蓄”。

 

后来又去了附近的一家基督教用品商店,看到有很漂亮的刻着《哥多林前书》中关于爱的那段话的铭牌,十分喜爱,禁不住买了一块,回来放到书桌上,时常阅读温习,成了真正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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